凉山新闻联播 | 我州与三峡集团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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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务的繁多使得对立法要求日益增长，既造成了法律洪流，也导致了法律饥渴，[48]即一方面立法机关须制定的法律数量众多，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依然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单纯依据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已不能满足形势的发展，这也是德国新法治国之下法律保留在克服形式主义法治的弊端，明确立法者须接受法律限制，拓展其内涵的前提下，增加了重要性理论的原因。[18]宪法是法律，联邦的三机关以及各州政府的三机关都必须服从宪法规定的法治。

二战之后，为了矫正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和戕害，德国基本法第20条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受宪法统治，行政和司法受法和法律的统治。基于人性的幽暗意识，麦迪逊对政府正当性的精辟阐述解释了包括国会在内的政府须受宪法限制的原因。而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法治概念的考察中可以看出，除了法律实证论，民主、分权与人权保障构成法治的实质内容，其中尤以基本权利保护为最。其三，该条还是行政直接受宪法控制的依据，意味着行政权不仅须依法行使，还须遵守宪法。美国学者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指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权威曾经承担着宪法的使命，成为制约普通法律的力量。

在他眼中，普通法是指理性和正义，是人类理性的完美体现，[⑦]且这一理性为技艺理性。法治与法治国确立的是法的统治，明确了法律相对于其他规则和权威的优越地位。[47]公法法人虽然可以成为民法上的所有权人，但是通常情况下并非基本权利的权利人，而是受到基本权直接的拘束。

考虑到这一情况，在比例原则的框架内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认可相关条款的合宪性。[169]德国公司法的实践表明，股东知情权包括其中的提问权的行使不仅对于股东权利的实现有重大意义，也是容易出现争端的领域。[125]公司对于隐性资产保密的利益和小股东获得信息的利益的权衡，在根本上涉及到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透明性的程度这一会计法的法政策问题。[54] 例如H. G. Koppensteiner, Zur Grundrechtsf?higkeit gemischtwirtschaftlicher Unternehmungen, NJW 1990, S. 3105, 3114.[55] 例如Markus M?stl, Grundrechtsbindung ?ffentlicher Wirtschaftst?tigkeit, 1999, S. 70ff., 90f. m.w.N.[56]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8. 同样主张在存在公法人对公司的控制的情况下应将公司行为视为公法人的行为的学者：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9 Rn. 284; Art. 19 Abs. 3 Rn. 72ff.; v. Münch / Kunig-Münch, Vor. Art. 1 – 19 Rn. 20.[57] BVerfGE v. 22.2.2011 – 1 BvR 699 / 06, NJW 2011, 1201 – Fraport AG. 学说中的多数意见似乎持不同观点，认为让混合经营企业本身受基本权拘束与私股东的私法自治不符，Starck, in: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 GG Rn. 231; H?fling, in: Sachs, Art. 1 Rn. 104; Jarass / Pieroth, Art. 1 GG, Rn. 40.[58]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Huber, Art. 19 Rn. 277. 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也明确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BVerfG NJW 1990, 1783 – HEW; BVerfG NVwZ 2009, 1282 –Stromnetzbetreiber.[59] 比较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8，其认为该判决补充性地确认了汉堡电厂案的裁定。

[51] BVerfGE 128, 226 (245, Rn. 50).[52]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3 m.w.N.[53] BVerfG NJW 1990, 1783 = JZ 1990, 335 m. krit. Anm. G. Kühne. – HEW; BVerfGE JZ 2009, 1069 m. Anm. G. Kühne (=BVerfG NVwZ 2009, 1282 –Stromnetzbetreiber), 在该案件中联邦宪法法院延续了前一判决的思路，以类似理由否定了公法股东持股75.2%的涉案公司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故联邦宪法法法院认为《股份法》第131条第1款对知情权的限制并非不合比例。

[90]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145; Pieroth/Schlink u.a., Grundrechte, § 23 Rn. 1007。批评者认为，联邦宪法法院关于股份法中少数股东排除规则的判决不应该适用于《加速金融市场稳定法案》，因为该法案不涉及财产权的私用性，无关于大小股东的私用性财产权利益的平衡，国家借助特别基金给银行进行注资的目的在于履行稳定金融市场稳定的任务。这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尤其明显，因为依照股份法运用股东提供的资本独立自主展开经营活动属于公司的管理和代表机关（即董事会）的权限范围。[15]这一看法和民法中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公司而非股东的通说是一致的。

对理论的批判详见Canaris AcP 184 (1984), 201, 206f.[64] 比较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S. 1591f.; Jarass / Pieroth, Art. 1 GG, Rn. 35; Canaris AcP 184 (1984), 201, 206f.; Ipsen, Grundrechte, S. 21f. (Konsensprinzip und einseitige Verpflichtung als zu unterscheidende Strukturmerkmale)[65] 参见前文二、2。赞同宪法法院的观点则主张，股份财产权的保障应具有双重功能，股份财产权的客体不仅包括股东对于其股份的直接所有权，还应该包括股东对于依公司法所集结的财产的间接所有权，并进而提出所谓的最有利原则，即股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就其权利受干涉的层面——直接的成员权或间接的企业所有权或——主张权利保障。这既是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股份财产权的第一案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其诉讼实践中最常见的案件类型。德国学界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基本法第14条对财产权的有关规定仅适合于实物财产权，而不适合于基于私法自治所创设的法律地位例如成员权或其他纯债法性法律关系，后者的宪法保障应通过直接保障私人自治的基本法第2条第1款来实现。

[44]但是，该法案并没有实际发挥作用。然而由此并不能推出，董事会中心主义是股份财产权实现机制保障的必然要求。

[146] 参见《股份法》第327e条第2款，其援引了第319条第5、6款的登记阻却消除程序(Freigabeverfahren)。[86]即便如此，联邦宪法法院仍然运用比例原则对财产权内容和限制性规范的适合性、必要性进行审查[87]，要求立法者以平等的方式权衡宪法所保障的法律地位与符合社会性的财产权秩序的要求，公平地平衡所有参与者的值得保护的法益，任何单方面的优待或负担均与宪法所设想的具有社会性的私财产权不相符[88]。

就知情权行使时间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认可了立法者希望由此确保股东平等获得信息的初衷，认为这符合基本法第3条平等原则的要求。[91]就内容和限制性法律规则的必要性，立法者有较宽的规则设计空间。注释:[1] Eberhard Schmidt-A?mann, Der Schutz des Aktieneigentums durch Art. 14 GG, in Festschrift Peter Badura, 2004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 1009。[150]其次，法院认为，股东持股越低，立法者在订立规则就可越少考虑其参与公司经营的成员利益，因为其本就不能对公司政策施加任何影响。[26]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37。Feldmühle案，法院论证控股股东利益的优先性时一方面强调控股股东促成公司结构变更的公益性理由，即经济秩序对于灵活组建企业集团从而重新配置企业资源的需求，[156]另一方面则强调控股股东开展企业经营活动的自由除了受财产权保障外还属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行动自由和第12条第1款的职业自由的保障范畴。

也就是说，少数股东的补偿不得低于股价，除非股价在例外情况下低于股票的交易价值。本文将首先梳理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以勾勒出德国宪法中的股份财产权学说的基本面向，然后再简要介绍和分析联邦宪法法院的重要判决并分析股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对德国《股份法》的影响。

但是董事会中心主义基于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要求和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可以获得宪法上的正当性依据。[138]在进行法益权衡时，法院强调，少数股东因持股数量极为有限故其股权的管理权或控制权功能微弱，其股权在根本上属于资产投资，只要能够获得与股权价值相当的补偿，那么可以认为少数受损的法益分量并不重，因为少数股东作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能够发挥功能的时代一定能够在同样或者类似的企业中找到替代性投资。

[157]少数股东带来的困扰，在根本上源于《股份法》提供的广泛的少数股东保护机制。[145]股份转让决议在登记与商事登记簿后方产生效力，但是只要仍有一个股东大会决议撤销程序悬而未决，那么登记法庭就不可以进行商事登记，除非诉讼法院通过生效裁决裁定该撤销之诉不妨碍登记的进行。

[152]立法者要求清偿的适当性由法院所委任的专家鉴定人审查，并且鉴定人不当的判断还可以通过裁决程序予以纠正，故法院认为立法者采取了充分的措施以保障被逐出的股东获得恰当补偿。就股份的价值评估而言，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4条并未要求采用某特定标准，然而在上市公司的情形下交易价值的确定须考虑股票价格。立法者认为，股东提问和发言权的行使涉及到统一同样受到基本法第14条保护的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该冲突的解决应该由权利主体自行负责，故立法者通过认可章程自治使股东就该问题获得更多的决定自由。股东大会是否对其可以行使指挥权，公司法对此尚未明确表达。

[46]根据基本法第19条第3款，内国法人（含住所地在欧盟境内的法人）也是财产权的权利人。因此，法院认定在该案中承认董事会信息拒绝权并未对股东的股份财产权造成不合比例的负担。

后者是针对国家的保护义务的实现，要求立法者在兼顾冲突双方各自的法益类型、位阶、被影响的程度及受到影响者自我保护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条件下采取充分的规范性措施有效及恰当地实现基本权保护。该条款允许董事会在股东要求公开某一资产在财物报表中所确认的价值和其可能具有的较高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时行使信息拒绝权。

然而，法院也注意到《股份法》第179a条就少数股东保障而言存在规则漏洞。[71]联邦宪法法院将征收界定为为实现特定公共任务而全部或部分剥夺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意义上的具体财产权地位的行为。

股份法新近引入了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中监事会和董事会女性成员比例的要求，也正是以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作为其正当性依据。公司的保密利益在根本上是公司法立法者对于股东（及其作为整体）的信息利益与有关信息的公开可能给股东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信息本身的准确性缺乏保障或者信息可能为不良第三方利用——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故将其视为立法者为实现保护目的而作出的法政策选择或许更为恰当。前者指向对自由权的干预，也是比例原则的通常要求，即立法者只能通过就其拟达到之目的而言恰当、必要及相称的措施侵入基本权利。在相关裁定中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指出：由公法人所控制的以私法形式组织的混合经营企业与国家独有的、以私法形式组织的公营企业一样，均受到基本权直接的拘束。

基本法第14条第1款使用了内容性和限制性规则这一组概念。[168]正式的《公司法》条文中只认可了股东可以查阅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

在私主体的关系中，立法者必须必须以均衡考虑各方基本权利的方式来实现对私主体自由的保障与限制。[165]以有关隐性资产的信息拒绝权为例，联邦宪法法院从会计法对于有争议性的隐性资产的认可出发所进行的论证，展示出其对于普通法立法者法政策选择的尊重。

本文介绍了德国股份财产权保障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涉及股东知情权和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实践，审视德国《股份法》在股份财产权的宪法要求下如何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151]就立法者对于逐出条件仅作持股数量的要求，法院认为，由于多样倾向下大股东逐出小股东有其正当性，故立法者的这一选择并未超越其构建私法关系时具有的宽泛的裁量空间。